黄金荣，绰号“麻皮金荣”，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且长期雄踞上海滩流氓“三大亨”之首，影响力一度渗透到中国的政界、军界和财界的最上层，势能通天，富可敌国。
和黄金荣并称旧上海滩三大亨，是杜月笙和张啸林。
此三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经有过一段长达10年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曾结拜为兄弟。
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最终走向了穷途末路。
三人中，张啸林变节投靠日伪，最先在枪下毙命，杜月笙没有变节，后来逃往香港，于1951年害死香江（香港别称），而唯有黄金荣一人，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选择留了下来，最后得陈毅亲自处置，活到了83岁。
而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作为黄金荣曾经的门生，据说在得知陈毅处置黄金荣的方法后，还曾直呼自愧不如。
那么陈毅当时究竟是如何处置黄金荣的？黄金荣当初又为什么没跟蒋介石走，而决意留了下来呢？
黄金荣，早年间只是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一名普通的学徒工，后来却一路成为上海闻人，黑白两道通吃，在上海滩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事情，坐稳了上海“三大亨”之首的位置。
1892年时，上海法租界为加强治安，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
自幼不爱读书，整日与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干过裱画店学徒工，后又去到上海县衙门干过一段时间的黄金荣，听说进了法租界，便能吃香的喝辣的，于是赶紧去报了名，并成功被录用。
由于工作卖力，黄金荣很快受到提拔，一下子从华人巡捕升为了便衣，此后黄金荣混迹法租界20余年，过上了黑白通吃，警匪合一的生活。
期间，孙中山曾到上海，见识到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便想加以利用进行革命工作。
最终通过黄金荣的门徒徐福生，孙中山见到了黄金荣。
黄金荣亲自邀孙中山到楼上会客室。
孙中山当时便开门见山道，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他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
黄金荣一口答应。
后来，孙中山又托徐福生带信给黄金荣，请求黄金荣“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
接信后，向来在经济方面出手不大黄金荣一次性拿出了1000元，另外还找了好友虞洽卿也援助了一笔钱。
这一事迹后来也成为黄金荣能谈得上的一件功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也曾破获几件大案，并因此在上海滩名噪一时。
而这些大案中，最令黄金荣骄傲的，当属民国第一案临城大劫案。
在该案中，一国际联运特快列车被劫，车上69名中外知名人士全部被绑，其中还包括一位法国籍的天主教主教雷狄。
法国领事对自己的同胞被绑一事十分愤怒，特意发出悬赏令。
而当时正在法国巡捕房的黄金荣接到案子，考虑到案发在山东临城，原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结果就在这时，线索却自动找上门了。
一个到上海办事的山东临城人因为被偷窃了100元报了案，黄金荣一听说这人是来自山东临城的，便多留了个心眼，派人调查。
果不其然，这人的身份不简单，竟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副官韩荣浦。
黄金荣闻讯后，当即补给了韩荣浦失窃的100元钱财，另外还多给了对方50元，请对方回临城后帮忙打听雷狄主教的下落。
而韩荣浦此人，在军界混迹多年，对山东情况十分了解，多收了黄金荣50元，办事也很给力，很快便通过线人找到了雷狄主教的位置，并通知了黄金荣。
黄金荣当即召集5名侦探，去到了山东，并联合当地军警，最终在当地一山神庙，将雷狄主教救了出来，送回了上海法租界。
因此一事，黄金荣不光得到了丰厚的赏金，还得到法国领事的重用，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他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
自此之后，黄金荣更是权势滔天，成为地方一霸。
在警察局之外，黄金荣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人，甚至就连蒋介石都曾拜于黄金荣门下。
彼时，蒋介石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自陈其美死后失去了政治靠山，后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又失利背了一身债。
得当时上海商界专做“买空卖空”生意的“空壳老板”虞洽卿引荐，蒋介石化名“蒋志清”，拜了黄金荣为师。
得知蒋介石处境艰难，黄金荣“慷慨”赠送了蒋介石200大洋，鼓励他去了广州。
只不过贵人多忘事，再加上这对黄金荣来说，也不过是卖虞洽卿一个人情，黄金荣很快便把这件事情忘了。
同一时期，黄金荣投入到鸦片生意中。
彼时，自袁世凯死后，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已经戛然而止，毒品再度泛滥。
也就是在这时，黄金荣同后来并称上海青帮“三大亨”中的另外两位，杜月笙以及张啸林一起张罗起了贩毒公司。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挂牌成立，时年51岁的黄金荣成为这个公司的核心，而杜月笙和张啸林则是他的左右手。
得益于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三鑫公司当时提运鸦片犹如干正当生意般自如，一路从进港到码头，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接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
有数据显示，该公司当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3。
作为法国巡捕房唯一的华人探督察长，黄金荣手眼通天，将巡捕房的巡捕为自己所用，来押运鸦片，押运车辆沿途经过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最后还要动用警车来为鸦片仓储进行巡逻。
又因为法国巡捕房华人探督察长的这一层身份，许多事情，黄金荣不便亲自出面，但他依旧上能做到让法国总巡网开一面，下能做到充分利用团结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两个左右手，赚得盆满钵满，一直到三人并称上海“三大亨”。
另一边，黄金荣在上海势力越来越大之际，他曾经资助过的门生蒋介石，也已经出人头地。
1927年，蒋介石作为兵权在握的北伐军总司令，随军回到上海。
在旁边人的提醒下，黄金荣才想起来蒋介石就是当年投到自己门下的那个“蒋志清”。
不过他没有急着宣扬堂堂北伐军总司令曾是自己门生的消息，而是托人将蒋介石当年投到自己门下时递交的门生帖子还给了蒋介石，并自此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保全了蒋介石的颜面。
蒋介石当时过意不去，还送了黄金荣一块劳力士的金表，作为以往师徒关系的了结。
不过就在这之后，黄金荣同蒋介石的关系反倒更加密切了，以后黄金荣每年生日，蒋介石都会派人送去贺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际，黄金荣还曾去到奉化找了蒋介石。
后回到上海，黄金荣曾得意地对手下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的一些人是否对我和从前一样地尊敬。还说我年纪大了，外事可以少管管，保重自己身体最要紧。”
紧接着，在1937年10月，日本步步逼近之时，蒋介石特意给三大亨发去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
彼时，黄金荣已经70岁。他给蒋介石回电，保证自己之后将不再抛头露面，但没有听蒋介石的去到香港，而是留在了上海。
黄金荣之外，三大亨之中，张啸林也留在了上海，杜月笙先后去了香港和抗战大后方重庆，积极抗日。
后来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张啸林投靠了日伪。
黄金荣家则三天两头有日军军官拜访，对他软硬兼施。
所幸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介石的关系，再加上他早年间曾对孙中山先生予以资助，所以在国民政府一向是有靠山的，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期间，他始终低调行事，没有变节，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卷土重来，黄金荣尽管没有像到过抗战大后方的杜月笙那样风光，但也赚足了面子。
1947年，黄金荣80大寿时，蒋介石在百忙之中还特意去到黄家花园，为他祝寿，甚至恭恭敬敬地将他扶到太师椅上，神色庄重地向他磕了3个头。
到1949年，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败局已定。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特意托人带信给黄金荣，劝他赶紧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遇种种不幸”。
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选择，黄金荣最终还是和1937年时一样，选择留在了上海，而没有听蒋介石的，去到香港或者台湾去。
这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了。垂暮之年，体弱多病的他甚至自称“废人”。
对于这样身体状况的黄金荣来说，出趟远门并不容易，他自知时日无多，要是真的去香港或者台湾，就怕路上就扛不住了，所以黄金荣觉得“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而且，“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都是黄金荣的处世信条，基于此，他干脆想着反正来日无多，就听天由命吧。
更何况，黄金荣在上海奋斗半生，手里还握着“大世界”这样的品牌产业，而且就在1948年春夏之交，黄金荣刚刚以巨资签下了大世界游乐场租地10年的合同。
合同特别规定了，大世界产权不得转让，如遇突发事件，产权归属另议。
也因着这个大世界，黄金荣更不想离开了。
另一边，也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即就有关上海帮会人物工作做出了安排，对他们先观察一段时期再说，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解放后的上海治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周恩来总理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全国大局，有利于恢复上海经济。
紧接着，组织上又委托章士钊夫人，为黄金荣带去了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更加坚定了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走的信心。
所以他最终大着胆子，决意留下来，还对友人说：
“听天由命罢，反正我这把年纪，只有老命一条了，也已经快进棺材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陈毅担任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兑现了对黄金荣不抓不杀的承诺。
而黄金荣也主动交出了帮会名单，并保证听新政府的话，而后蛰居在家，又训示门徒收敛行迹，改恶从善。
1951年时，上海市民自发涌到了黄家门口，要黄金荣认罪。
陈毅理解市民们的愤怒，但与此同时，总理的那句“努力使上海不乱”言犹在耳，为稳住大局，陈毅首先召见了黄金荣，向他说明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并表示希望黄金荣能写下了一封“悔过书”，公开登报，以向人民交代认罪。
黄金荣答应下来，不久后写成一篇自述悔过书，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经历以及同蒋介石、杜月笙等如何结识的前因后果，全进行了交代，也提及了曾资助孙中山的功绩，最后表示
“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向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悔过书之后，陈毅又交给了黄金荣一把扫帚，安排了黄金荣扫大街，而扫大街的地点就在黄金荣昔日的放不下的生财宝地大世界门口。
这个安排也可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
不多久，“黄金荣扫大街”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国内外焦点。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叹陈毅的手段高明，这样安排，不仅平息了民愤，彰显了共产党的公正无私，还警示了一部分人，共产党不会容忍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
而黄金荣毕竟年纪大了，安排他扫大街的工作也只进行了几天，就停下了。
4年后，1953年6月22日，86岁的黄金荣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将养子黄源涛叫回家中，口授“遗嘱”，最后感叹了一句：“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
纵观黄金荣的一生，出入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善恶共生，或算得上是个极具争议的枭雄式人物，而他“风扫落叶去”的一生恰恰又成为了那个改天换地的恢宏时代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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